张国焘学历不低，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，在五四运动中也积极表现，展现出早期的革命热情。
青年毛泽东在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后，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，彼时的他处于一种打工状态，但凭借着热爱阅读的好习惯，得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赏识。
李大钊还为毛泽东办理了读书证，让他得以旁听众多名师的讲座。然而，毛泽东在课上的发言却遭到北大一些学生的反感，他们认为毛泽东只是个旁听生，不应该在这里“抢风头”。
1919年，张国焘在拜访李大钊时，见到了毛泽东。那时的张国焘只是微微点头，并未搭理毛泽东，这一细节似乎也为后来两人的复杂关系埋下了伏笔。
1935年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，张国焘大张旗鼓地安排欢迎仪式，排场之大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。
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，张国焘表面同意北上战略方针，实则心怀鬼胎。当各路红军按计划行动时，他以各种借口拒绝执行中央命令，妄图南下。
毛主席敏锐地指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但野心不小，张闻天也预言张国焘会分裂。果然，张国焘反对北上，鼓吹南下，甚至发出密码电报要开展党内斗争。
党中央到达陕北后，仍以极大耐心做张国焘的工作，希望他回归正途，但张国焘却在1937年接受党内批判时，在拜黄帝陵之际突然叛变投奔国民党。
张国焘的“厉害”之处，一方面在于他可能嫉妒毛主席，不承认毛主席执掌大权。
另一方面，他自私自利，没有一颗“善心”。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恩来，对于让毛主席进入决策层一事，周恩来展现出了高瞻远瞩和博大胸怀。此外，张国焘的叛变也充分说明他意志不坚定。
整所谓，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张国焘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君子之道。
他在革命的关键时刻，为了一己之私，置党的利益、人民的利益于不顾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。
他本有机会成为革命的功臣，却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张国焘的错误选择成为了一面镜子，时刻提醒着后人要坚定信仰，不忘初心，始终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。
背离人民，终究会被历史淘汰，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大的本领，首先心应该是正的。
据说，1961年，当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员找到张国焘，提出每月付给他2000港币撰写回忆录时，处于生活窘境的他答应了这个请求。自此，张国焘开始闭门写作，那洋洋百万言的《我的回忆》，成为了他叛党41年后唯一留下的东西。
凭借这部回忆录和与美国人的合作，张国焘收获了一笔稿费，暂时缓解了生活困境。随后，他与妻子带着全部积蓄，离开香港，辗转来到美国，开始了隐居生活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并未放过他。1974年中美建交，张国焘又惊惶地前往加拿大，先是住在大儿子家中。
1977年，已至耄耋之年的张国焘突然中风，右半边身体瘫痪，从此卧床不起。当时多伦多的老人病院条件并不好，护工人手不足，根本忙不过来。张国焘在这样的环境中躺了两年多。
1979年12月2日，一场大雪过后的寒夜里，张国焘在没有暖气的病床上孤独地断了气。
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张国焘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选择了错误的道路，背离了自己的信仰和同志，也注定了他晚年的凄凉结局。